老北京一年三大节，端午居中，年节在前，中秋节在后。端午节，在北京又叫五月节，就如中秋称为八月节，透着北京人的说话利落，不拿腔拿调。

　　所谓端午，乃是五月初五，也就是五月的第一个五日，端为开端，午则对应五，唐代以前则是“端五”，用“午”是为了避讳“五”，据说是唐太宗的生日为八月初五。巧的是，皇宫大内，有端门和午门，而且前后相连。

　　道教每岁有五腊，即天腊、地腊、道德腊、民岁腊、王侯腊，五月初五日为“地腊”，所以端午节又有祭地腊一说。

　　五月初五的端午节，在旧北平，那是小贩在晨起时的吆喝：供佛的咧，黑白桑椹唻，大樱桃！是紧跟着的另一声：江米小枣儿，大粽子！还是乡下人挑着菖蒲和艾叶，行走在安静的胡同里：蒲艾！蒲艾！真是简洁有力，让所有的人知道，五月节来了。

　　端午节吃粽子，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习俗，有馅的粽子始于宋，“夹枣、栗、柿干、银杏、赤豆”。明代又有艾香粽，清代有奶子粽。以前北平的粽子，纯是素的，用的是苇叶，以马兰捆扎，仅有净米和小枣儿两种，与今日不同的是，讲究凉吃冰镇，卖粽子的大多把粽子放冰上，吃时也不是直接剥了就咬，要放在小碟里，浇桂花蜂蜜，而绝不蒸热了吃。

　　五月节还要在大门两侧挂菖蒲和艾叶，寓意“艾虎蒲剑”，意在杀虫避毒，下面再贴一个口向下的剪纸葫芦曰“倒灾”，还要穿蒲鞋，“穿之过街，岁以为常。”节后有的人家将蒲艾收藏，备作药用，或留作新生儿“洗三”之用。

　　北京人所谓“善正月，恶五月”，五月湿热，多病毒瘟疫等邪祟。大门正上方就要贴“神符硃判儿”和“张天师五毒图”，判儿指的是钟馗钟进士，他和张天师一起，驱邪镇宅保平安。端午节中午，用鸡血点钟馗的眼睛，谓之“硃砂判”。道观则会在端午前，用硃砂在黄表纸上画天师符赠卖。

　　五月节佛前一定供樱桃、桑椹，一片大杨树叶上托十几个鲜红樱桃，搭配黑白桑椹子，算一份，两个大铜板。只供上午一次，也就只卖一早晨，所以老北京有句话：樱桃桑椹，货卖当时。

　　有的人家还讲究喝雄黄酒，洒雄黄粉，男孩子脑门儿写“王”字，耳朵眼、胳肢窝擦雄黄粉，由此可百毒不侵。更有甚者，用古墨装到蛤蟆肚子里，于端午午时放太阳下曝晒，谓其墨可治病，故有“癞蛤蟆躲不过五月五”的说法。

　　还有五毒饼，为圆形桃酥饼，上盖有长虫、蝎子、蝎虎子、蜈蚣和癞蛤蟆之像，又称五毒饽饽，同时还有玫瑰饼和藤萝饼等供应。另外还讲究穿绣有五毒的辟邪鞋，五毒兜肚，不一而足。

　　四月底至五月初五日，就开始送礼往来，除了粽子和这些糕点，还有纸盒铁筒包装的茶叶、酒水或商店发行的礼券。这些也是用在佛堂、祠堂、家庙的三堂供上的，自五月初一上午起，焚香秉烛，粽子三至五碗，五毒饼亦是，樱桃、黑白桑椹各一碟，成之为三堂供。

　　《都门纪略》于此有诗云：樱桃桑椹与菖蒲，更买雄黄酒一壶。门外高悬黄纸贴，却疑债主怕灵符。

　　五月初一到初五日，还是旧京的女儿节，家家户户把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头戴石榴花，已嫁之女也各回娘家，孩子肩头背上悬“长命缕”，为绫罗缝制成的小老虎、樱桃、桑椹、葫芦、黄瓜、茄子、瓜豆、小辣椒等，妇女头戴红绒制作的蝙蝠、万字式样的“福儿”。五月初五中午，全部摘下扔在街头，俗称“扔灾”。

　　五月节也是出游的日子，明清两代，全城老少要到城外游玩，这叫“熙游避灾”，姑娘们也都打扮起来。南边的天坛、北边的满井、西边的高粱桥，游人如织，天坛北面的金鱼池等处也满是游客。一般是初五日上午，群入天坛，谓之“避毒”，过午，到金鱼池，或赴高粱桥、满井、草桥、积水潭“饮醵熙游”。其中以金鱼池为最，那时还非臭水横流的龙须沟，而是绿柳瑶池，碎影筛金，当日，由此直至天坛北墙的空阔之地举行赛马盛会，周围搭棚列肆，售卖应节物食，即便到了清末已淤塞为秽流，每逢端午，人们照旧燕集，狂歌轰饮以为娱乐。

　　东便门儿外二闸，三五知己，聚于小舟之上，浅酌低唱，更有那八旗子弟，摇着八角鼓，弹起三弦：五月端午，街前卖神符，女儿节令，女儿节令把雄黄酒沽，樱桃桑椹，粽子五毒。一朵朵似火榴花开瑞树，一支支艾叶菖蒲悬门户，孩子们头上写个王老虎，姑娘们鬓边斜簪五彩灵蝠。

　　五月节的核心，就是避灾驱邪，祈求平安，至于是纪念屈原，还是伍子胥，抑或是介子推、曹娥，还是祭“地腊”，都是一种附会，却并不牵强，因为人心向往着幸福，在这五月的节日，寄托无尽的祈愿。

　　供稿：李哲 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